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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刚刚在“九一八”事变中得逞的日本侵略者，把魔爪伸向了上海。他们以为能复制在东北的胜利，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上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刚刚被调到上海驻防的第十九路军小程序美工，在民族危亡时刻奋起抗战，重塑了中国军人的形象。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诸多细节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偶然的机缘，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韧之在异乡发现了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翁照垣将军的遗稿——《我的回忆录》和《阵中日记》。那一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透过翁将军的文字，又扑面而来。

发现翁照垣

在李韧之看来，他能在半个多世纪后发现翁照垣将军的遗稿，纯属偶然。

1999年，汕头大学文学院教师李韧之，远赴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比利时，他租住在安特卫普市郊的一个华侨家中。房东太太早年从香港远嫁比利时，大家都叫她波琳。

在一次闲聊中，李韧之得知波琳的爷爷曾经是一位中国将军。至于名字，面对波琳浓重的广东口音，李韧之怎么也听不懂。见他一脸茫然，波琳搬来了一大摞爷爷的遗稿给他看。遗稿写在老式稿纸上，用黑色棉线装订成册。第一册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我的回忆录”五个大字，左下侧的落款是“惠来翁照垣述”。

“翁照垣”是谁?李韧之毫无印象。

起初，李韧之没有在意，只是礼节性地收下手稿，照旧忙着自己的学业。当几天后他开始浏览这些手稿时，却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翁照垣1892年出生在广东省惠来县。1917年，25岁的翁照垣投在陈炯明麾下，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1926年冬，翁照垣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又到法国摩拉纳航空学校学过飞行。1930年翁照垣在驾机时，突然遭遇发动机故障，机身下坠。他以超人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巧，迫降成功。这件事引起了法国媒体的关注，《小巴黎人报》曾称他是“勇敢的中国人”。

从以上的履历看，翁照垣的确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然而，这只是前奏，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则在“一二八”淞沪抗战。

李韧之对记者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而言，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只知道‘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奋起抵抗’。谁还知道蔡廷锴下面还有个翁照垣呢!”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时，翁照垣任旅长的十九路军78师156旅就驻扎在上海闸北。翁照垣正是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人。由于身临战场第一线，翁照垣对淞沪抗战的叙述细致入微，许多细节此前从未有人提及。一连三天，李韧之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每每读到感人之处小程序美工，甚至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李韧之告诉记者，翁照垣的遗稿有两部分。一部分为《阵中日记》，另一部分是回忆录。记者看到，《阵中日记》共七本，写在最普通的硬皮本上，记载了翁照垣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前后的情况。它虽名为日记，但实际上是一套工作记录。其中既有作战命令、行动计划、部队宣传提纲，也有军事报告和战况推进表等机密文件。文稿中许多命令、战报都是当时的原件，上面加盖的军印，虽历经几十年仍鲜红如血。由于前后字迹不同，李韧之判断，它可能是由部队中几个文书共同完成的。

《我的回忆录》共十二册，乃是翁照垣的亲笔。看得出，为写这部回忆录，老先生下了很大功夫。这十二册包括前后两稿。第二稿字迹工整，章节清晰，显然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重新誊写的。不过，回忆录到1949年便截止了，此后他在香港生活的情况只字未提。后面的文稿是没来得及写，还是已经散佚，李韧之无法确定。“翁将军去世得很突然，来不及交代后事，更没向家人提到过这份文稿。”李韧之告诉记者。

波琳与爷爷感情很好，当年她远嫁比利时，特意从奶奶手中要来这份文稿留作纪念，但对其中的内容她却不甚了了。李韧之记得，当波琳把文稿交给他时，上面布满灰尘，显然很长时间没人动过了。“回忆录中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和地名，一般人很难搞明白。”李韧之说。见李韧之感兴趣，波琳便高兴地把文稿送给了他。

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个人史和民族记忆，李韧之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让后人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此后的若干年中，李韧之遍访翁照垣的亲人，查阅了大量资料。翁照垣和他经历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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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留学归来的翁照垣，投奔到老上级、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麾下。

当时，陈铭枢名义上与十九路军没什么关系，但由于十九路军的前身是陈铭枢率领的北伐军第10师，因此他是十九路军实际上的掌控人。在陈铭枢的安排下，翁照垣做了十九路军156旅旅长。李韧之对记者说，其实翁照垣早在1926年便在陈炯明部官至中将。只是此后几年他出国留学，错过了北伐。这期间，许多军官在北伐中建功立业，军衔反而超过了他。回国后，他只能屈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未发一枪便撤出东北，引起了全国公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本打算派翁照垣和122旅旅长张炎组成独立旅，北上东北支援坚持抗日的马占山部。就在整装待发时，十九路军突然被国民政府调到南京至上海一线，负责京沪一带的防务。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的宁粤两派不得不走向和解。在宁粤和谈期间，跟双方都有着甚深渊源的陈铭枢，成为关键人物。在他的斡旋下，蒋介石下野，国民党重新恢复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2年初，孙科任行政院院长。但他并没有对政务、军事的实际控制力。很快，蒋介石复出，与汪精卫联合主政，蒋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铭枢则因调解宁粤有功，出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被调到了京沪一带负责防务。当时没人想到，十九路军就这样机缘巧合地被推到了抗日的最前线，由此也成就了一世英名。

1932年1月初小程序美工，翁照垣奉师长区寿年之命接过了上海闸北、吴淞等地的防务。

当时虽已临近春节，但上海笼罩在愁云惨雾中，丝毫没有过节的气氛。由于不久前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各界反日情绪高涨，上海大街上随处可见抵制日货的宣传海报。在国民政府的奔走呼号下，国联理事会终于决定派遣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

就在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东北时，日本军方却打起上海的主意。时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助官的田中隆吉战后回忆说：“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同时，板垣还给他汇来两万日元做活动经费。

阴谋就这样开始了。

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在三友实业社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群殴中，一名日僧伤重身亡。这件事像炸弹一样在日本侨民中炸开了。

据1月21日的《民国日报》报道，外包美工20日凌晨2时，70多名日本浪人杀气腾腾地朝三友工厂方向而来。当他们走到临青路时，警察田润生试图劝阻，却被他们当场击毙。另一名警察朱伍兰见事不好，跑回警亭用电话报警，却被随后追来的日本浪人砍掉三根手指，砸烂了电话。随后，日本浪人一把火烧了三友工厂。

此后几日，日本侨民又是到日领署海军陆战队请愿，又是在北四川路寻衅滋事，砸烂了十余家贴着反日标语的商店，连公共汽车也被砸毁了。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严惩殴打日僧的凶手、取缔抗日组织等四项无理要求。

为了息事宁人，国民政府一口气把这四项要求都答应下来。可日本人发动战争的阴谋由来已久，他们进一步要求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22日一早，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立刻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核实此事。在自传中蔡廷锴回忆，吴铁城在电话中言之凿凿地说：“敌的无理要求，已报告南京，必不会承认，请放心。”

可第二天，这个“必不会承认”的要求，却被南京屈辱地接受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赴沪劝蔡廷锴撤到南翔以西地区，防务交给军政部下属的宪兵第6团。何应钦的命令让蔡廷锴无比错愕，作为一名军人，没有什么比接受这样的命令更加耻辱的了。但军令难违，作为下级蔡廷锴只能服从命令。第二天，他把撤退的命令传达给78师师长区寿年。蔡廷锴记得，当时区寿年苦涩地说：“不作军人了，回去作农夫，免至受辱。”但说归说，命令还得执行。回到师部，区寿年向负责闸北一线防务的翁照垣下令交防。

1月28日

1月21日，鉴于上海的紧张事态，陈铭枢曾组织十九路军团以上军官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翁照垣慷慨陈词：“国家的军队是民众的保护者，我们应以民意为依归，现在全国民众愤怒激昂，皆望力阻侵略，如果日寇再有暴虐行动，我军应该起而抵抗。”翁照垣的发言得到在场多数军官的支持，于是会议通过抗战案。

28日，接到交防命令后，翁照垣惊愕万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龙华会议决议案，墨迹未干，何以生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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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翁照垣思虑未定时，上海市民、学生听说十九路军要撤走的消息，3000多人集合到旅部门口，阻拦翁照垣交防。无奈之下，翁照垣只好派参谋长丘国珍给宣读军部的命令。可是市民们不管那套，他们对翁照垣说：“如果军队不抵抗，请将军械交给我们去抵抗;如果军械不肯交给我们去抵抗，则请向我们开枪，把我们杀完后，你们再开出去。”

见此情景，翁照垣和官兵们都泣不成声。一边军令如山，一边民意难违，翁照垣不知何去何从。正在两难时，市长吴铁城打来电话说，日军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不在下午4时前撤防，他们将会采取行动。翁照垣在电话中对吴铁城说：“现在有数千民众学生围满了我的旅部，情绪激昂，部队很难撤走，请市长赶快前来晓谕他们。”这个节骨眼上，吴铁城哪敢露面，他敷衍翁照垣道：“这是你的事情，请你自己处置好了。”

关于156旅没有按时撤防的原因，蔡廷锴在自传中给出的说法是，28日晚间驻守闸北的张团长打电话对他说：“宪兵尚未接防。据报敌寇今晚向我防区进攻，请示如何处置。”蔡廷锴指示：“倘宪兵未接防，仍须固守原来防线，如日寇无故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

不知是不是翁照垣有意向蔡廷锴做了一些隐瞒。事实上，当时宪兵第6团的一个连已经赶到了交防地点。然而下午当他面对群情激愤的市民时，他已经做出了不撤防的决定。他命令所有官兵做好工事，一旦敌人来犯，全力扑灭。此时，已经赶来的宪兵第6团也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反抗侵略的队伍中。

1月28日夜，日军动手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虹口花园附近的商店、居民纷纷搬着行李四散逃难。当夜在前线采访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看到，23时30分，千余名日军从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出发，向闸北方向集结。他这样描述日本兵的表现：“人人知其应处之地位而往就之，未及15分钟，各组列队皆立正待命，于是号角之声，发自黑处。台上军官一员向众发言……”日军大概认为闸北的中国军队会像东北军一样，会不战而退。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在闸北他们遭遇了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

面对日寇的集结，翁照垣打电话对张团长说：“好好准备，机会快来了。”张团长兴奋地回答：“哈哈，真的机会快来了。”在普通中国官兵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恨不得跟日本人狠狠干一仗，一雪“九一八”之耻。

一阵极清脆的步枪声划破长空，紧接着是密如连珠的机关枪声，日军由虬江路、宝山路、天通庵路等处，向华界冲来。“打吧，不许擅退。”翁照垣一声令下，中国的将士们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六七百日军在8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冲来。我军虽然武器不如对方，却勇猛之极。近身搏杀中，数十名敌步兵毙命。敌装甲车发现步兵没有跟上来，仓促掉头。不料路面狭窄，几辆装甲车追了尾，我军适时地向敌车投手榴弹。失掉步兵增援的装甲车，像死乌龟般伏在路上。敌人的8辆装甲车变成我军的首次战利品。

天明后，日本战机出动，投下无数炸弹。闸北民房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也在这次轰炸中付之一炬，数十年积累的珍本善本化为灰烬。

翁照垣部的奋勇抵抗，粉碎了日本指挥官盐泽幸一“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几天后，由于援军未到，日本只好托美英法各领事出面调停，要求停战。

第一次遭遇战结束后小程序美工，许多士兵都兴奋地问翁照垣，小鬼子怎么这么好打?翁照垣说，普通日本兵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完全没有日俄战争时以战死为荣的精神;而我们中国士兵身负国仇家恨，自然激发出满腔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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