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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焚毁殆尽的长沙，国民党最初的评述却是正面的。11月14日，大火还在肆虐，国民党中央社就发表了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文章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讽刺的是，当长沙“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时，百余公里之外的前线却安稳如故，日军根本没有任何向长沙进攻的动静，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辛亥革命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多名湘籍名人，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汪精卫则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在《中央日报》发表讲话，说什么“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不知论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

许多年后，梁小进在日本防卫厅公开披露的史料中发现，1938年11月10日，当时日军主力第十一军曾发布一系列命令，“决定中止在岳州(今岳阳)、通城一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

“这意味着，日军当时已经决定暂时停止向长沙的进攻。”梁小进感慨，长沙大火不仅没有起到阻敌困敌的作用，反而使广大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11月13日，大火发生当天，正在广东韶关的蒋介石就得知了消息。16日夜间，蒋抵达长沙。第二天，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蒋到市区视察灾情，沿途所经，满目疮痍。等他登上全城最高处的天心阁，举目眺望，顿觉“精神上之打击，十百倍于战败之痛苦”。

这几天来，来自全国的舆论压力，也让蒋介石不得不尽快找到承担责任者。回到寓所，他立即叫人将酆悌、文重孚、徐昆3人抓了起来，收押在他所居住的容园，组织军法会审。

11月18日上午7点，审讯开始，当时担任审判官的张耀辰记录下了审讯的经过。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两人一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称，不能否认这次大火的起因是由于他“疏忽失慎”发生的，“违犯了机宜”，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行。结果，审讯很快以纵火罪判定酆悌为首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5年。

酆悌怎么供认得如此爽快?梁小进告诉记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酆悌脾气暴躁，刚愎用事，据说他平时睡觉时无论发生怎样重要的事情，下属谁都不敢叫醒他。这次大火发生在凌晨2点，当时酆悌如能及时制止，或许不致成灾，但那时酆悌正在沉睡，左右和家人慑于他平时的粗暴，谁也不敢惊动，直到他本人惊醒后，欲派人制止已不可能。梁小进认为，酆悌自知有罪，不敢抵赖。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张治中与酆悌私下达成一致，让酆悌“背黑锅”，张则从中缓颊，保住酆悌的性命。此说不知真假，但据张耀辰回忆，张治中确实曾提出，能否将文重孚重判，将酆悌的刑期减至10年以下。不过，由于陈诚对长沙大火不满，与张治中意见相左，主张严惩，审判官不敢自作主张，便将判决书呈送蒋介石。谁料，蒋介石当即用红色铅笔批示：

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

徐昆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三人的判决全都加重，且将“纵火罪”改为“辱职”，张耀辰连夜与其他法官重拟了“辱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11月20日一大早，酆、文、徐三人便被执行了枪决。

在长沙城里刻下永久伤痕的大火案，就这样在几天之内，以三颗人头的落地匆匆结束了审理。与此同时，张治中因“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徐权以“惊慌失措、摇动人心”被革职查办。不过，大火过后，徐权很快下落不明，查办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许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减刑;席楚霖作为行政长官也被革职留任。然而，这一连串的查处结果依然没有彻底揭开火灾的真相。

“整个团体的错误”

酆、文、徐三人伏法后，长沙城里有一副对联传诵甚广，上联“治绩奚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取横批和上下联的首字，恰是“张治中”三字。“两大方案”，即张治中治湘所制定的《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一把火”当然是指文夕大火详情页设计，“三颗人头”即指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之死。显然，对联对官方的审判不甚满意，认为张治中甚至更高的领导人应该为大火负责，而酆、文、徐三人则被认为是代人受过，死得冤枉。

事实上，仅就酆、文、徐三人在大火之夜的表现，实在算不上死得冤枉。梁小进认为，关于这副对联，值得讨论的大概只有张治中在大火中的责任。

文夕大火，在全城范围内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接下来两天，城内还有不少余火，一直到17日，大火才彻底熄灭。这样一场燃烧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的大火，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火之前，张治中、酆悌等也的确正在筹备纵火。令人不解的是，南门附近的第一把火，究竟是何人所放，以至于尚在计划中的纵火筹备演变成了一场惊世大火?

大火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中，是这样解释起火原因的：

(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人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所致;

(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

后来的各种官方文告，对于文夕大火的说明几乎与上述说法如出一辙。然而，梁小进、陈先枢查遍史料，都找不到这位“自焚其屋”的丁森的任何线索，小程序美工他们不得不怀疑，这只是当局为平息民愤而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

至于“误信流言”，倒是与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有吻合之处。据说，12日深夜，日寇到了距离长沙120公里的新墙河，却被误听成距离长沙5公里的新河。新墙河，是位于岳阳的一条河流，新河，则是长沙附近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一字之差的误听，导致放火队员点燃了南门附近的第一把火。不过，是谁误听了地名，谁放了第一把火，又是众说纷纭，至少有四五个版本。

梁小进为此查阅了众多回忆录，结果却发现，12日晚上12点之前，也就是南门起火前的两个小时，“敌人已到新河”的谣传已经在负责放火的警备二团中传播开了。他认为：“这个谣传加剧了放火队员们的恐慌是无疑的，但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因谣传而直接放火或下令放火。”

由此可见，官方文告中的两个原因都经不起推敲。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事发突然，纵火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临时下了放火命令?

跟长沙流传的那副对联一样，大火发生时身在长沙的陈诚也将张治中视为罪魁祸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一方面他自己赶紧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昆)、文(重孚)二人干起来……”

但是，据当时的调查结论和现在已经披露的资料，并没有发现张治中当晚下令放火的记载和证据。张治中在大火过后写下的《长沙市火变一日记》一文，记述了他从11月12日上午9点到13日凌晨4点的日程活动。根据该文记载，将近凌晨2点，毫不知情的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来敲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处火起。再过不久，约凌晨3点，火势更大，电话已经打不通。大约4点，酆悌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重孚)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

从张治中所写的这篇文章来看，他一直都在长沙，没有“落荒逃走”，且他与酆悌都没有下令放火，也搞不清楚起火的原因。这与陈诚回忆录的说法是矛盾的，但与许权的回忆却是一致的——张治中曾在电话中回答许权说“并未下过命令”;大火之夜酆悌被许权找到时刚从梦中惊醒，此前应该不会在睡梦中接听张治中的电话，或者自己下令放火。

“不过，长沙大火是在张治中主政湖南时发生的，张治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是肯定的。”梁小进补充说。此外，从许权、吴世佶的回忆可知，文重孚并不在纵火计划的指挥圈内，计划中的纵火者也没有包括警察局。如此，陈诚回忆录中“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昆)、文(重孚)二人干起来”的说法，可信度就要打个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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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酆悌、文重孚三人之外，便是12日夜间行动的正指挥徐昆，最早起火的南门附近正是他的警备第二团负责的范围。放第一把火是徐昆下的命令吗?历史也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大火后没几天，徐昆即被枪毙，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夕大火相关的供述材料。唯一与他相关的，只有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史说的侧面回忆。大火烧起来后，史说曾碰到徐昆，徐昆当时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么烧起来了。”

第一把火是如何烧起的，竟成了文夕大火中最大的谜团，直到今天，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有人怀疑当事人回忆的可信程度，也有人倾向于认为第一把火的确只是个意外，但是，无论真相如何，蒋介石在大火案后说的一句话都不容否认：“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长沙涅槃

大火过后，流离失所的长沙百姓陆续返回故土，渴望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这时，已经迁往沅陵的省政府还没有任何动静，先赶回长沙办理善后的，却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负责人郭沫若等人。

11月16日，全城还有余烬未熄，周恩来便从湘潭返回长沙，约同张治中、陈诚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17日深夜，田汉、洪深率三厅人员共计130多人赶到长沙，展开了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11月19日，郭沫若又奉令带着200多名后续人员赶到长沙，参加救灾工作。

数天后的22日，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才终于成立。“救济会”的主要工作一是设立收容所，并办理灾民登记，二是发放救济金，每人5元。此外，对于受灾房主，也有些许津贴费。

时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救济会主任委员尹任先回忆，开始拨付的救济金总额为五十万元，其中省政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但是，受灾的民众太多，发放款项时，每天都是从清晨开始，直到深夜12点才结束。

在一张记录了当时情景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等待领取救济金的灾民聚集在发放地点，人头攒动，至少有几万人。后来据统计，整个救灾期间，国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机构先后发放的救济金为92万元，救济灾民12万4千人。

满目疮痍的长沙城还是慢慢地开始复苏了。

11月19日，大火熄灭没几天，长沙城的废墟上就出现了第一个菜市场，其中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

12月22日，救济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善后过程中，张治中还发起成立了一个“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决定“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拨一千万元”作基金，以重建和复兴长沙。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践这一宏大愿望，就于1939年2月调离湖南。

而刚刚从大火劫难中复苏的长沙城，甚至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不得不面临新的灾难。从1939年9月到1944年，日军向长沙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进攻，轰炸长沙百余次。灾难深重的长沙城，在漫长的抗战拉锯中，又一次变得千疮百孔，艰难地等待着新的复苏。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兑现它曾经的诺言——

文夕大火善后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说：

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的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尽沧桑的长沙才真正地开始重建和复兴的步伐。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长沙早已从烈火中涅槃，长沙城内关于那场大火的印记也越来越少。

2005年11月12日，文夕大火67年后，高楼环抱的天心阁公园里竖起了一座“文夕大火”警世钟，大钟在每年的11月12日敲响。警世钟的背后不远，就是1984年复建的天心阁，还有曾历经大火洗礼留存至今的明城墙。现代化的长沙城里详情页设计，这是文夕大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历史遗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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