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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阁，长沙最著名的古城标志。这座城市之古，在于自春秋以降，两千多年其城址未变。可惜，两千多年积累的古城遗存、地面文物在线美工，在78年前的大火中付之一炬。

现在的天心阁复建于1984年。每年的11月12日，当年火起的日子，天心阁都会敲响钟声，幽远厚重，像是在诉说那段往事。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焦土抗战”，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11月12日深夜——更确切地说是11月13日凌晨两点，计划还处于准备阶段，古老的长沙城却突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燃烧了五天，最终导致长沙90%以上的房屋被焚毁，仅国民政府公开承认的死难者就达3000余人。由于12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称为“文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史称“文夕大火”。

因为文夕大火，长沙这座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成为了二战中被毁最严重的四个城市之一。只不过，斯大林格勒是被德国军队所毁，广岛和长崎是被美国的原子弹毁坏，而长沙却是被国民党军队自己烧毁的。

大火过后，官方文告宣称起火原因是军警“误信流言”，市民激于民族义愤“自焚其屋”，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被问责枪毙。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却将矛头暗指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而张治中则回忆称12日当天曾接到蒋介石的焚城密电……

离奇大火究竟因何而起?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虽不乏历史细节，然而，言人人殊，直到今天，这个疑案依然没有确切答案。

“焦土抗战”

1938年，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的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小吴门外的容园，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几乎都是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包括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等。此外，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市市长席楚霖、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也参加了会议。

冯玉祥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蒋介石一个人说话。他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还没来得及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让敌人来住。”说完蒋又强调：“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一番话说完，在座者无人敢插口。

长沙，这座历经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此与“焦土抗战”的政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所谓“焦土抗战”，顾名思义，即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理论上讲，这是一种牺牲局部、保全大局的壮士断腕式的悲壮手段。抗战期间，最早提出“焦土抗战”的李宗仁也是国民党主战派将领。1933年，面对日寇的大举侵略，他发表了《焦土抗战论》一文，随后又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显然，李宗仁主张的“焦土抗战”暗含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决心。然而，蒋介石在长沙军事会议上要求的“焦土抗战”，却在几天后意外地演变成了“贼未临城先自焚”的荒唐惨剧。

此前的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武汉展开了四个多月的大规模会战，双方出动兵力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武汉沦陷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结果陈诚执行不力，蒋还为此在后来的长沙军事会议上大发脾气。

10月25日，武汉被日军占领，长沙的北面又少了一层屏障。而在长沙南面，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也从大亚湾登陆，侵占了广州。此时，沿着粤汉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日军从广州和武汉南北夹击。一旦长沙失守，粤汉铁路被打通，中国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联络将彻底被切断。是坚守，还是放弃?长沙的命运举国关注。

11月7日，已在南岳建立全国抗战总指挥部的蒋介石亲赴长沙，蒋的姿态让长沙市市长席楚霖一度对时局充满了希望。可是，在长沙军事会议上，蒋先批评陈诚没有按照“焦土抗战”的方针烧掉武汉，是“既不从令，又不受命”的蠢人，接着长篇大论援引1812年俄国主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的战例，借以论证长沙应效仿此例。事后，席楚霖不由感叹：原来蒋介石此行并不是布置如何保卫长沙，抗拒日寇，而是面谕张治中火焚长沙……

高层军事会议的内容，对普通老百姓自然是高度保密的。只是出于对战争的本能恐惧，市民逃离长沙者早已有之，或去郊区，或去云贵川等大后方。11月1日，省市政府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沅陵，市政府迁邵阳，市内只留下省主席张治中及必要的军警等人员。

曾经一片繁荣的长沙城，就像席楚霖描绘的那样，变成了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

就在一年多前，由于上海、南京、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的战事，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等纷纷内迁长沙，长沙甚至比和平时期更加繁荣，30多万人口一度激增至50多万。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陷落，长沙短暂的战前繁荣消失了。无论是机关人员，还是普通百姓，都纷纷涌向火车站、渡口。可是，火车站内外人山人海，火车车厢内塞满了旅客，车头车顶到处都有人攀着，仍有人死命往车上爬;湘江渡口处，控制全市大部分渡河工具的划业工会理事长任绍梅为图私利，竟暗中与保安团合作，勒索高额过河费，大发横财;逃难的普通百姓只能肩挑步行，不分昼夜地奔走在长沙至湘潭的公路上。

到了11月12日，混乱和恐慌笼罩下的长沙城，只剩下3万多人。这3万多人中除了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病号，大多数都是受雇于人留在长沙为他人看守财产者。乱世之中，但凡能逃难的都走了，这些看守者多半是无牵无挂的孤寡老人，且被认为是最忠实可靠的人。可怜这些看守者根本没有想到，一次始料未及的灭顶之灾很快就要来临，而带来这灭顶之灾的，不是日军，而是国民党当局正在计划的一场全城大火。

纵火计划

11月10日晚在线美工，也就是长沙军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治中召开了一次紧急的省政府秘密会议。

据席楚霖在《长沙文夕大火前后》一文中的叙述，张治中首先讲话，大意是日寇进逼长沙，难于坚守，但长沙决不能资敌，准备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留给敌人。席楚霖记得，张治中讲话的语气“很坚决，好像不是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传达命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省保安处处长徐权在会上提出了放火的办法：“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徐权讲完后，屋子里一阵沉默，有人委婉表示烧长沙值得考虑，张顿时怒容满面，只说“放不放火是军事机关的事，我们管不着”，似乎是暗示放火一事是受了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最后，会议通过了“必要时焚毁长沙市”的议案。

何时才是“必要时”，会上没有明说，参会人员也无法预测，但在蒋介石的一条密电传来之后，长沙的焚城准备工作开始付诸实际。

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史学家梁小进从1992年开始访问“文夕大火”的相关当事人，搜集研读大火相关史料，他告诉记者，这条关键的密电至今无人看见过，台湾方面对此也讳莫如深，但在张治中、张治中胞弟张文心以及时任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等人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条密电。

11月12日上午9点，张治中正在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到了：“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张又接到蒋介石从南岳拍来的电报，电文说：“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梁小进认为，密电只是要求妥密准备放火事宜，尚未下达放火命令，但在当时蒋介石一再重申的焦土政策下，长沙实际上已经注定是一座弃城，火烧长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几个小时之后，张治中就召集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纵火事宜。张治中将起草纵火计划的任务分给了警备司令部，省保安处则负责筹备器材和纵火燃料。

起草纵火计划的具体负责人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上世纪90年代末，梁小进辗转找到了许权并与其多次通信。在许权的来信中，当时拟定的纵火计划被还原了出来，计划共十三条，全称为《破坏长沙计划大纲》，其中关于纵火有这样三条关键的内容：

第三条，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五条，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算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除此之外，计划还明确规定了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秩序、人员行动的纪律等，比如加强保密，不准封锁渡口、管制船只，严禁趁火打劫等。

纸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份细致周到的计划。但当酆悌和许权带着纵火计划找到省保安处处长徐权时，徐提笔就将计划原定的放火部队“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改为“警备第二团”，随后又将“以连为单位”改为“以班为单位”。酆悌提出以班为单位恐怕不好控制，徐权却只答了一句：“不在郊外，在市区嘛。”

这样的改动看似无关大局，但在后来的研究者梁小进看来，将原本驻扎在郊区的警备二团临时调进城里执行任务，一则浪费时间，二则易生混乱，再加上以班为单位发放汽油等材料，实际上已经将危险因子变得更难控制。

晚上7点半，修改后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送到了张治中办公室。张治中很快批准了计划，并在上面批示13个字：“限明晨四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根据安排，酆悌担任纵火行动的总指挥，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许权和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为副指挥。

许权记得，张治中交待完任务后特意嘱咐：“谨慎从事，不许失败。”酆悌回到警备司令部向徐昆、王伟能二人传达检阅指示时也强调，现在是准备阶段，网店装修不是正式行动。布置完任务，酆悌便去睡觉了，其他人则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这时大约是晚上8点，距离张治中要求的凌晨4点的检阅，仅仅剩下8个小时。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一场本应处于准备阶段的大火，突如其来地烧了起来。

夜半火起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一片惶恐中的长沙还是举行了一次火炬游行来庆祝。晚上10点多，活动结束时，汽油和干柴已经发放到100多个放火小分队手中;12点，放火队员们已进入指定位置，他们在等待张治中来检阅。

13日凌晨两点，距离检阅还有两个小时，突然，南门方向起火了!

此时，忙着准备接受检阅的许权尚未就寝，他登上平台一看，第一判断是意外，想到南门附近由徐昆所率的警备第二团负责，当即打电话找徐昆，徐昆却不在团部。

许权的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请他派消防队救火。如果消防队来得及时，这一处意外起火应该不至于打乱整个计划。可让许权意外的是，长沙城内的警察和消防队此时竟已经撤走了。

原来，早在几天前，文重孚就忧心忡忡，他忧虑的倒不是中日战局的恶化，而是长沙警察的大批逃亡。据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2日下午5点多，他和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时，文着急地说，“值勤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值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陆续逃跑了好几百人。”

晚饭后，文重孚让吴世佶到各分局跑一跑，摸摸情况。吴世佶出门打听，带回的消息更令人忐忑，一位分局长告诉他今晚有撤退的可能。紧接着，他又发现，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一个个佩戴有蓝色“警备”袖徽的士兵，正提着一桶桶汽油，往商店门铺上淋……消息传回警察局，文重孚慌了，连日来，纵火的传言时有耳闻，莫非今晚真的要放火?为了尽早得到消息，吴世佶和警察局的几位科长、秘书都聚在文重孚的会客室里，文重孚则不时与外界保持电话联络。

午夜后，文重孚打电话给酆悌，电话却总是占线，好不容易打通，警备司令部总机却答复司令不在。“不在”的真正含义，是指酆悌正在睡觉，但听在提心吊胆的文重孚耳中，却理解成了酆悌已经从长沙撤走。文重孚又硬着头皮联系张治中，结果对方偏偏无人接听。文当时并不知道，这天夜里张治中恰好搬家到了唐生智公馆。他只觉得心惊肉跳，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决定上街查看，这一看又吓了一跳，除了南门的火光，街上还有多处着火点。

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就这样在警察局长文重孚眼前开始了。此时，如果这位局长尚未忘记自己的职责，还保有一丝查清事实的冷静，那夜的大火至少不会如此惨烈。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文重孚的选择不是弄清真相，也不是救火，他竟然命令警钟楼鸣钟，号令各分局警员撤退，而他本人，也像他的众多下属一样，临阵脱逃，连夜撤去了湘潭。

找不到警察和消防队的许权这时也发现，仅南门附近已有三处起火。这位纵火计划的副指挥登时一头雾水：若说是纯粹的意外，太过巧合;若是纵火计划变成了正式行动，他却完全不知情，并且起火显然与计划中的四重规定不符。按照计划，省主席发布命令，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警报器发出有节奏的叫声，天心阁上有火炬，四个条件同时满足，行动方可开始。现在没有听到或看到信号，火已经燃起，怎么办?

许权又分别打了张治中和酆悌的电话，张治中的回答是“我并未下过命令”。而酆悌仍在睡梦中，许权只听到电话里传来占线的声音。

如此折腾下来，墙上的钟表指针慢慢爬到了3点的位置，许权着急地赶去酆悌住处。而在窗外，整个长沙城已经到处起火，显然，放火队员们都把南门的火光当作了信号，开始跟着放火，几百个火头几乎同时蹿向空中，无法控制的火势迅速蔓延……

这一夜的长沙古城，变成了许多老一代长沙人永远的噩梦。

千年缔造，毁于一炬

梁小进的父亲梁赐龙这年15岁，大火发生前几天，他跟随母亲转移到了距离长沙20多公里的乡下，得以幸免于难。几十年后，他向梁小进讲述文夕大火，依然心有余悸，他说，大火发生那天，自己好奇地爬上乡下的山头，远远地就望见长沙上空一片火光，浓烟滚滚，过了一会儿，竟有大火烧过的碎纸片飘了20多公里过来，一伸手就能捉住。

大火之夜，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在长沙，他们住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凌晨火起时，负责两人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员邱南章先被爆炸声和人们的哭叫声惊醒。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穿着衣服睡的，睁眼一看窗外火光冲天，马上起来叫醒周恩来和叶剑英，拉着他们就往外跑。下楼跑到门口时，火已经烧上来了，冲出大火后才发现，大家的“眉毛都烧掉了，头发都烧焦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昨夜长沙火起，全城一炬，仓促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地躲过这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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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大火现场的席楚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

长沙市政协文史办根据文史资料、各方来稿和座谈访问所整理的《“文夕大火”受灾情况记略》一文中，提到一位60多岁的向老太太，她住在长沙喻家巷老三号，大火那晚，被逼无奈，老人爬进一口冷水缸里躲避，结果熊熊烈火把水缸里的冷水煮得沸腾。大火结束后，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她时，老人竟已被活活煮死了。

还有一个位于药王街的伤兵收容所，夜半火起时，10多名伤兵还在睡梦中，醒来后无处逃生，只好钻进一口废井避难。结果一堵高墙在烈火焚烧中轰然倒下，砸在枯井上，枯井顿时成了伤兵们的集体坟墓。

最让人痛心的是，大火之前，伤兵管理处曾接到尽快疏散伤兵的命令，原本预备有大批车辆供运伤兵之用，谁料伤兵管理处运输大队队长沈绍三丧心病狂，竟将这些车辆挪作他用，谋取私利。可怜刚从战争前线撤下的伤兵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却稀里糊涂地殒命于大火之中。

那些拼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渡口的人们，遭遇凄惨的也不在少数。11月，湘江已经进入枯水期，即便如此，宽阔的江面也有几百米，人们必须借助小船渡河。可是，人多船少，有人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了江里，有人因小船超载而沉入江心。天亮时，人们看到的便是一具具顺江漂流的尸体。

长沙大火中究竟有多少无辜的冤魂葬身火海，又有多少人命丧湘江?梁小进的回答是，至今都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他解释说：“由于战争年代的混乱局面，加上从沦陷区逃难的外地民众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人口流动性太大，此外大火中很多人被焚烧彻底，尸体根本无处寻找。”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大火过后十几天，湖南省政府行署宣导处发布的一条消息，公开承认死于火灾者为3000余人。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除了直接死于火灾的人们，整家整户因火灾而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至少还有30余万民众。大火过后，一些幸运地逃出火窟的老百姓陆续回到长沙，满眼都是焦土瓦砾、断壁残垣，白天，脚下踩的麻石路面还烫得无法落脚，入夜，全城无电，一片漆黑，仿佛一座死城。

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沙市的房地、税务两部门曾对文夕大火中被毁的房屋进行过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文夕大火时，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被烧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综合统计，全市几乎90%的街道都在这场大火中严重受损，烧毁房屋约计56000余栋。

这样的结果对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名城长沙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介绍说，大火之前，长沙还保存了大批明清以来的著名建筑，包括明朝吉王府牌楼以及清中期后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帅的府邸等，但都随着大火化为了灰烬。

人们熟悉的天心阁，也在这次大火中毁于一旦，徒留阁楼下的一段明城墙承受着历史的沧桑。令人唏嘘的是，此后到长沙的外地游客中常有人疑惑在线美工，古城长沙却看不到太多古建筑，殊不知，千年缔造的长沙城，已然毁于文夕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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