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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1日，芷江城在一片欢喜中醒来。

时任重庆《大公报》记者的顾建平，在《芷江观光》一文中写道：“濒依氵无水的芷江，热闹繁荣，据说为空前未有。县城门口有一红色对联，写着‘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字大如斗。商店酒家结彩，户户升旗，噼噼啪啪的鞭炮，还没有放得尽兴。我们在街上巡视一周，除了看到拥塞的各型汽车以外，便是红红绿绿的联语，其中很多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两句简单明了的现成白话。”

这一天，芷江城的男女老少，迎着晨曦，纷纷从不同方向涌入城东的机场。人们脸上笑意盈盈，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有人高兴地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战败了而向我们投降，对这种盛会，哪肯放过机会，谁不想见识一下。”

很快，芷江机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四周人头攒动。人们站在白石灰划出的警戒圈外，翘首以待。警戒圈内，百余架飞机、数百辆吉普车等，整齐停放在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岗哨。

上午11时许，机尾系着红布条标志的日本降机，在3架“野马”式战斗机的偕行下，缓缓降落芷江机场。一瞬间，数千名中美官兵、记者蜂拥而上，警戒圈外的人们也开始骚动。

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李英写道：“我们赶到飞机场，只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好容易才挤进采访棚，刚坐下不到十分钟，就听见隆隆的机声由远而近，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的上空，绕场三周，一则表示对中国军民致意，一则向地面请示：是否准许他们降落。临场指挥官命令侍从从地面发出准许降落的信号，日机才徐徐降落在芷江机场上。”

日机降落前，今井武夫从空中俯瞰芷江机场。他忽然明白日军在此丧师折兵的原因，“从飞机上方俯视芷江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但是分散隐蔽在各处的飞机却有数百架之多……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但为了顾全日本人最后的体面，今井武夫赴芷江受降，乘坐的是冈村宁次型号为“MC”的专机。抗日战争期间，它一度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彼时，已漆皮脱落，布满弹痕。就连今井武夫自己也觉得，“越看越觉得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

舱门缓缓打开，今井武夫一身戎装，佩军刀，低头从飞机中走出来，询问是否可以下机。陈应庄应允后，上前检查机组人员的名单。几名宪兵，同时上前检查机组人员所携带的五只皮箱。

随后，陈应庄引导今井武夫及其随员等八人，分别乘坐四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绕机场一周后，驶向氵无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这一幕，让在场的群众兴奋不已。有人举起相机拍照，有人扯下日本降机机尾的红布当做纪念，还有人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日本战犯”的口号阻挡车队前行。

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等一行人，坐在吉普车上，面带戚容，情绪颇为紧张。他们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徐徐穿过人海。

从卢沟桥事变到策划成立汪伪政府，今井武夫作为日本侵华期间的高级军事特务，曾在这片土地上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铐着双手来乞降”。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战败的我们，犹如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净尽的。”

联想到日军曾对新加坡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降使，“强迫他们只准说‘是’或者‘不是’”，今井武夫忧心忡忡。这一天，他已做好蒙受战败屈辱的准备，“在某种场合，会有生命危险也是迫不得已的。”

最后的较量

芷江受降，举世瞩目。这一天，芷江城处处张灯结彩，受降会场也经过精心布置。

会场正门，左右各立一座松柏枝扎起的牌楼。左牌楼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间为象征胜利的“V”字，上面扎有“和平之神”;右牌楼亦然，入口处缀“正义”两字。会场门前的空旷地，高竖中、苏、美、英四国国旗。

进入会场，一栋黑色结构的木平房内，以木栅为界分东西两区，东区墙上挂有孙中山画像。画像前置有几张长桌，铺着雪白的桌布。当时参与报道的《宁远日报》记者易君左形容说，这些桌子看起来“好像是法官的案台”。而在西区则只有一张长桌，是预留的记者席，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

受降会议开始之前，在场的政要、士兵、中外记者都处于兴奋不已的状态。据易君左描述，房间一端，“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互相道贺，而最突出的是主持会议的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和美国代表巴特勒将军响亮的笑声。”另一端的记者席，几乎被外国记者带来的打字机霸占，打字机的声响甚至盖过了人们的喧哗与嘈杂。

《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当年曾是湖南报界在现场的记者之一，他注意到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详情页设计，都列席了这次会议。但由于会场面积有限，数十名中外记者，不得已被挤在了走廊和会场外面旁观。

15时20分，今井武夫等四名日本降使脱帽步入会场。他们走到空位处，在众目睽睽下，向面对坐在主席位置的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深深鞠了一躬。萧毅肃等未回礼，只说了一句：“请坐!”

今井武夫就坐后，没有解下腰间的军刀。在会谈开始前，他就恳请中方：日本人素视军刀如生命，取下军刀，就等于坏了性命。于是，萧毅肃特许今井武夫保留军刀，他对此感激不尽。

会谈伊始，萧毅肃先是介绍了自己左右两边的中国代表及美国方面代表，接着用命令的口气说：“我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委托接见你们，请你们说明身份，交出身份证明书!”

日英文相继译毕后，今井武夫介绍了自己和随员，低声报告说：“我受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前来晋谒中国战区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前与贵官联络，没有权力决定、也没有权力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今井武夫只言“停战”不言“投降”的表述，引起中方代表的不满。萧毅肃怒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命令日军停止战斗，交出武器。贵官是冈村宁次将军派出的投降代表，前来接受中国战区关于侵华日军投降的命令。你在口头报告中用‘停战’代替‘投降’一词，殊为不妥，特予以纠正。”

因此，今井武夫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在呈交相关文件时又不甘示弱。早在三天前，中方就已电令冈村宁次，命其把中国大陆(除东北三省)、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所有日本军队的指挥系统、兵力分布、机场、舰艇、弹药库、布雷区的位置和现状之表册图籍全部呈交。

但今井武夫表示，只带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部署图，并无表册，而该图上并没有中国台湾和越南的兵力部署情况，理由是驻扎在这两个区域的日军不属冈村宁次管辖。

与此同时，日本翻译木村辰男只译到此地就停止了。中国方面的日文译员立刻站起来说：“今井少将的话还有两句没有译出来，‘东三省、越南和台湾的大概情形是可以知道的’。”

在不断的较量中，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负责现场拍摄的美国摄像师捕捉到一个细节：日军中佐参谋桥岛芳雄坐下之后，如坐针毡，一直紧张得不停擦汗。而在一旁的今井武夫，头上也直冒汗珠。

17时许，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详情页设计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

今井武夫接过备忘录，要求对内容有所说明，却被萧毅肃“可以不必”四个字挡了回去。萧毅肃令其转告冈村宁次，中方将派冷欣到南京设立指挥所，以便让日军投降事项顺利进行;中方将在最短时间里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希望日方配合做好准备。受降会谈由此结束。

直至此刻，今井武夫才意识到，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已不可逆转。但令他感激的是，“各参谋无不表示对日方深切的谅解，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待，与其说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好像是对待朋友一样。尤其是钮先铭少将，他的言行甚至可看出要警惕不致使败军使节负辱自杀。”

签字地改南京

原本定在芷江的受降签字仪式，突然发生变化，签字地点改为南京。

与今井武夫会谈结束后，何应钦接到魏德迈来电。魏德迈表示，受降签字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签字地点不宜放在芷江，应改为南京。

对于这一建议，何应钦并不苟同。他认为，南京当时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受降签字在南京有诸多不便，仍在芷江为妥。

8月21日，何应钦电请蒋介石：“渝委员长蒋：倾据麦克鲁将军电称：奉魏德迈将军电略称：冈村宁次签字地点宜在南京，但日前在渝决定在芷江，并已准备一切，询职对此项改变意见如何等情。职意以为钧座若指定必须在南京受降，职当遵命前往，惟在未签字前，我新六军尚不能开始空运，若职个人前往，在敌势力之下，诸事进行必感困难，经研究结果，似以仍在芷江较为妥当。如何。乞点示遵。职何应钦。”

次日，蒋介石从重庆给何应钦发来急电：“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中正。”

受降签字改在南京，诸多难题接踵而来。在中国军队尚未确实控制的城市，若只在形式上举行受降仪式，实质上没有军队去占领它，那么日军的武装由何人去解除?受降之后，南京如何去接管与保卫?

权衡利弊后，萧毅肃对此提议：“应等我们的武力能确实控制南京后，在该地举行‘中国战区受降签字典礼’，并立即在该地区解除日军武装。各种接收工作也才能在国军的武装协助下一并进行。否则，将失去保证。”

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蒋介石遂核准将受降签字典礼改在南京举行，致电何应钦：“芷江何总司令勋鉴：一、美军总部接麦克阿瑟将军来电谓：日政府正式投降，于8月31日始能签字。中国战区接受冈村宁次之正式投降，须待东京总投降签字，及大军空运南京、上海已开始后，始可在南京签字。预计受降日期，约在9月4日或5日。”

8月23日上午，何应钦会晤今井武夫，面告日本投降正式签字地点定于南京。当天下午，今井武夫一行，从芷江飞往南京。

随后，何应钦一边在芷江处理受降后续事宜，一边筹备南京的签字仪式。但要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短短几天的时间绝不够用。于是，他电请蒋介石：

“前奉钧座电令，指示日军投降地点在南京，日期约在九月二日或五日，并须在空运军队大量达到后举行，新六军及九十四军空运，预定九月一日开始等因。查全军已于三十日准备完妥，但截止本冬日，空军尚未开始。因以上原因，签字日期，拟请确定为九月九日，可否?乞核示，并请钧座转饬第六军及九十四军之空运，从速开始，军有在京沪略事部署之余裕时间。”

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何应钦因此有了宽裕的时间调兵遣将。他在芷江部署了中国战区受降的全部事宜，直到9月8日上午9时，才从芷江飞临南京。

9月9日9时，三九良辰，“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宣告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受降纪念坊

受降一日落芷江。作为中国战区第一个受降地，芷江不仅见证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姿态受降，也因此而名扬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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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结束后，芷江各界召开祝捷大会。何应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芷江这一个僻处山丛的小城，因8月21日日军降使速来洽降，忽已闻名世界，在历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荣一页。”

为纪念这一光荣时刻，1946年，湖南省政府派设计委员陈誉膺和芷江县县长杨化育，拟定《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受降城草案包括建受降纪念馆、抗战纪念馆、抗战胜利纪念碑等，意义深远，“既纪战功，长国民志气，又以教育后代，永志不忘。”

但建设受降城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经费。当时，国民政府仅拨下285万法币经费，不过杯水车薪。县长杨化育立下誓言：“即使扒城挖砖也要建一座凯旋门”，以此祭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克服种种困难后，1947年2月，受降纪念坊终于在氵无水河畔的七里桥建成。纪念坊四柱三拱，通高8.5米，上砌砖柱，水泥表面，刻着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词题额。

远远看上去，受降纪念坊如同一个大写的“血”字，象征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3500多万同胞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胜利与和平。文革期间，受降纪念坊被红卫兵当作“四旧”销毁。

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的记述改为“进入中国”;时任首相的福田赳夫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日本的种种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

邓小平对此指示：“日本修侵略之碑，我们就要修反侵略之碑”。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前，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

关于复修计划，芷江县政府提出“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尊重历史，顾全祖国统一大局，‘受降纪念坊’恢复原状，保留原规模、原题词题名，但在质量上要比原来坚固，争取修好一点。”

“争取修好一点”并非易事。原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江柏永参加了这次复修工程，据他描述，纪念坊题词题名原水泥塑字改用石板，采用旧志称为“紫袍玉带”的明山石。采石地点，在距城12公里的明山山腰，需人工抬运4公里才能装车。好在当地有技艺娴熟的工人，困难虽多，但都克服了。

芷江百姓对复修受降纪念坊，也念念不忘。有人提供线索，此前拆毁的一块大碑，被抬去修抽水机台了。工作人员赶到抽水机台，看到一块石碑斜斜地铺在水圳边上。抬出来才发现，是嵌在受降纪念坊背面上端正中的《芷江受降纪念坊记》碑刻，立即便请人抬回工地;还有人在当地发现了纪念坊“彪炳千秋”的落成碑，主动送回到受降会场旧址。

1985年8月，复修受降纪念坊终于告竣。同一年，受降会场旧址也得到了恢复，一切都按原样陈列。江柏永在《受降纪念坊复修记略》中写道：“安江纱厂无偿捐献了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刻字的九屉桌1张，沙发3张，办公椅11张，这些均已鉴定为国家一、三级文物。”

如今，芷江已在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旧址的基础上，建成和平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这让追忆历史的游客详情页设计，纷至沓来。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办公室统计，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超9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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